少年犯教养所600个男孩当中，大约六分之一有10～14岁，小男孩们其实都有着寻求爱的本能。我便是在这里工作。
　　其中有个叫“半便士”的小男孩，快12岁了，来自布罗姆芳汀，是那些小孩中最健谈的一个。他说他母亲在白人家做女佣，他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姐。
　　可是，在“半便士”的档案里清楚地记着，他是个流浪儿，没有任何亲人。他从这个家里被带到那个家里，最后学会了偷窃。通过书信备查簿，我发现“半便士”常给贝蒂·玛尔蔓太太写信。玛尔蔓太太住弗拉克街48号，可她从来也没回过信。
　　社会福利局来信表明玛尔蔓太太确有其人，住布罗姆芳汀，有4个孩子，可根本没有“半便士”这个儿子。玛尔蔓太太只知他是个街头的小野种。她也从不回信，因为“半便士”总在信中称呼她为妈妈，而她既不是他真正的母亲，也不愿收他做儿子，她不想因这么个偷儿来败坏家庭名声。
　　可“半便士”决不是普通的少年犯。他多么渴望有个家，而且他在教养所里的表现也无可指责。我感到一种难以放弃的义务，他对他的“母亲”不可能知道很多，只说她诚实美丽，她的家干干净净，她对子女关怀备至。很明显，他使自己依恋上了那位妇人，却不懂如何打开那妇人的心田，将他从孤独阴暗中解救出来。
　　“你有这么好的妈妈，为什么还要偷？”我突然问。
　　他显然无法找到合适的回答。骗局终于被识破，他以前勇敢保证的劲头已一扫而空。
　　他病倒了，医生说他患了肺结核。我立即写信告诉了玛尔蔓太太。可玛尔蔓太太却回信表示此事与她无关，其中有个缘故，“半便士”是非洲部族人，而她是白色人种。
　　肺结核日益严重，“半便士”将要从我们身边离去了——医生说生的希望十分渺茫，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我寄钱给玛尔蔓太太，希望她来。在这一关键时刻，她终于顾不上窘迫和别人的议论，认“半便士”为她的儿子。她整天陪着他，告诉他四个兄弟姊妹的事。
　　“半便士”也倾吐着他对妈妈的爱。我去看他时，他总显得那么愉快。可他还是去了！我很懊悔，如果我早点做出明智的决定，那该多好，一切就会大不相同了。
　　我们将“半便士”埋在教养所农场里。玛尔蔓太太庄重地对我说：“请在他坟上的十字架上写上他是我的儿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