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朋友、作家廖尼德·瓦谢纽克，从太平洋海岸给我带来两只海鸥，两只黑头大个、红里透青的瓦灰色海鸥。
　　“给你。”廖尼德边递鸟笼边说。
　　“你是怎么想到的？”我欣喜若狂。
　　“拿着吧！”他重复着，比划了一个手势，仿佛在我面前划出了海洋的远景。
　　廖尼德是个浪漫主义者。我俩从学生时代就很浪漫。我们几乎读遍了所有关于海洋，关于旅游，关于著名探险家、旅行家的书。为得到一本历险小说，我们可以翻遍伙伴们的书柜和藏书室。搜寻本身对我们来说也犹如一种历险。如果找到一本杰克·伦敦的《北极探险》、茹利·韦诺的《冰怪》，我们就会把自己想像成探宝者，不顾一切地搜遍克隆犬，自己动手制作雪橇、套具……战争很快使我们长大成人，我们15岁就参了军。战后，我们回来，又碰到一起。上了大学，然后各人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，各奔东西。廖尼德当了作家。我当了农艺师，种植小麦，还首次种植成功库班水稻。有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系，后来又联系上了。我找到了一篇短篇小说《请君尝鲸心》，这类小说只有廖尼德才写得出来。我才看了几行就情不自禁地发出“你好，廖尼德”的问候声。
　　我给他写了封信。他虽然成了大名人，但一点不拿架子，马上给我回信。我们便开始了经常不断的通信。
　　“你到库里尔来吧！”他总是邀约我。
　　“可我只是种稻子的人呀。”我也总是这样回答。
　　“有啥关系！”廖尼德反驳说，“这里照样找得到适合你干的工作。”
　　库里尔也好，南极也好，克隆犬也好，现在对我来说都一样了。童年已经消失到地平线之外去了，探险猎奇也不过留在书本上。生活平平淡淡：每天在所长办公室开个短会，到河岸田间地头转一转；每月拿一次工资……如此而已。父传的屋子也住惯了，每一颗钉，每一个角都数得出来。两个儿子像向日葵一样成长起来，并且老是从电视、杂志上摘取一些我们小时候未曾见到的事物，提出一些新的、预想不到的问题来为难我：“爸爸，你知道‘黑洞’吗？”“‘白洞’有没有？”……
　　“你来吗？”廖尼德再三问我，而我一直下不了决心。
　　这不，廖尼德反倒来了，从千里之外的千岛群岛——库里尔来了，还带来了两只鸟。老友相见，有说不完的话要谈：谈生活，谈书，谈打算……日复一日，不觉已到分手的时日了。
　　清晨，从河上飘来一丝丝湿润清凉、带葱味的清风。海鸥似乎已经感觉出老主人廖尼德即将离去，冲着他大叫。
　　“奇怪的鸟，”他在笼旁停下来，“你还记得普希金笔下的鹰吗?‘它用目光和叫声向我呼唤，它想说……’”廖尼德诵了半句就停住了，“我也养着几只鸟……”他顿了顿又继续说，“神秘，它们的迁徙真神秘。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它们对人的态度……总之，你自己去留心观察吧。如果有啥问题……”
　　说着他已跨出院门，坐进车里去了。
　　“你还记得迷人的信鸽吗?在它脚上捆个条子，它就把信息带走了。还有一种假说：鸟能传递印象思念。不错，的确是这样的……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！跨越很长的路程，远距离传递……”廖尼德笑了起来，握住我的手，“常来信……”
　　廖尼德住我家时讲的话很多，临别时讲的也不少，这最后几句话我也没特别留意。他引用普希金的诗句究竟想说明什么?“我也养着几只鸟”，这又意味着什么?是关在笼里养，还是让它在海边飞翔?我都没去进一步推敲。我主要的感受就是，朋友已经离去，留给我的就这两只鸟。
　　海鸥被囚禁在笼里自然不会舒心。但是我想让它们习惯一段时间后，再把它们放到库班河上空去。
　　鸟笼吊挂在凉台天花板下。凉台上放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，夏天我就睡在这里。凉台较小的那一面镶着玻璃，较大的那一面敞开着，临着一条河。凉台颇具南方风格，阳光充足。早晨，有一小段时间，河面反射的光会照到凉台上，照到鸟身上来。鸟对这种反光常报以长鸣，我感到，这长鸣声里有着它们对自由的渴求。于是我常对鸟说：“你们再忍耐一些日子吧，我会放你们的。”
　　每天我亲自从库班河带鲜鱼来喂它们。
　　“吃吧！”我把鱼投进笼里。鸟儿贪婪地吞食着，从小碗里吸水喝，圆圆的瞳孔里映出我的脸庞，似乎在说：“放了我们吧。”
　　我允诺了，但一天又一天地把自己的诺言往后推。让它们飞走吗?我怎么舍得和这两只美丽可爱的鸟儿分别呢！
　　我常和鸟儿说话，就像和人说话似的。我问它们，自我感觉如何，在想些什么；还问海洋的情况，问自由的滋味。也许，它们能理解我?
　　但有一点我从不怀疑：鸟儿在期盼海风，期盼自由翱翔。它们有时甚至会展开翅膀上下拍打。
　　现在看来，在那个使我的命运发生转折的事件之后，我始终弄不清，在鸟儿和我这个水稻专家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共同的东西。这东西肯定存在，事件的过程，事件开始的环境可以作证。
　　床放在凉台一角，鸟笼在床对面。无论我醒得迟早，鸟都在我眼前，也许，它们在注意观察我是怎样入睡和醒来的。它们夜里老是动，睡得并不安稳。
　　渐渐地，我的梦也开始变得不平静了。
　　起初，我还没有发现，谁在成年时代会关注梦的含意呢?某件事物在眼前掠过，某种意识在脑海里一时闪现，只要你醒来，摇摇头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　　后来我才留意起来，每当我入梦时，我就会听到一种声音。那声音有节奏，连续不断。究竟怎么回事?也许是我太累了吧?可我以前再累，却没有听到过这种“呜—呜嘿—嘿！呜—呜嘿—嘿”的声音。现在甚至在白天，一个人沉思的时候，也会听到这种“呜—呜嘿—嘿”的声音。
　　这声音似有某种熟悉的东西，但又捉摸不出。我开始细听，仿佛立于田间细听。刚要记起什么，马上又变成“呜—呜嘿—嘿”之音！真不可思议，而正因为一切不可思议，才使我心绪不宁。我开始用手掌捂住耳朵，甚至用棉花塞住耳朵，可声音却有增无减。
　　我已经什么都不能思考，不能阅读了。
　　“你怎么啦？”妻子问，“生病啦？”
　　我能对她说什么呢?
　　……蓦地，我明白了，这是海浪的声音啊！一种簌簌声、哗哗声参合着撞击声，是海水和石头相撞发出的那种碰击声……
　　解释终于找到了，我顿时平静下来，但是疑窦也马上接踵而至：海浪从何而来?须知，我们家离最近的海，也有100公里之遥啊！而且海浪在我耳里回响，就如一颗巨大的心脏在频频跳动一般。
　　声音刚落，我眼前就现出了海洋。即使躺着，也毫无睡意。在个把钟头的休息时间里会是什么梦呢?你微微闭下眼来，大海就会出现，而且出现得很怪。好像我是从上往下看着它，是在海岸上方飘游似的。海浪涌向岩石，水花四溅，闪闪发光。我在飘游着，飞着，迎面扑来阵阵海风。景象是如此现实，犹如我是在白天见到似的。我没有睁眼，因为我不愿放过大海。我举手摸了摸墙：我是在家里，墙就在我身旁！就是说，我做梦了。但这梦是双重的：我既在家里，又在海洋上空；我手摸着凉台的墙，又飞行在海面上……我头脑十分清醒，对这种双重性感到恐惧，因为白日做梦是迷人的，但同时也是吓人的。
　　晚上，也是同样的梦景：海浪。过去我常到黑海去，在索契海滩度假。但现在看到的海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　　就这样夜复一夜地重复着。有时景象也会有所改变：海岸离去，下面是浪涛，前方是地平线。浪潮渐息，听到的，只有渐缓的浪峰上水花飞溅的簌簌声。
　　又变了：地平线倾斜一边。阳光刺目，我紧闭眼皮，而当我睁开眼时，看到的竟是一艘船……
　　我猛然从床上坐起来。这也许把鸟给惊醒了，它们在笼子里乱动，时而还叫上一两声，使我心里发颤。我眼前又浮现出大海，我多么向往的大海。
　　早晨我去上班。第二天一切如常，但是对大海的思念仍留存心中，日趋加深，渐至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。是一种强烈的思念，也是警钟。担心什么呢?为什么无法实现的愿望竟把我的心撕成了碎片呢?这一切常使我当着所长的面，从田间，从晚间会议上匆匆赶回家里，可到了家里也一样不得安宁。我想见大海。
　　想见，我似乎就见到了：海岸、浪潮、轮船和一晃而过的鱼。海鸥的呐喊声很近，就在耳朵上方。醒来之后，我总是竭力在想：海鸥是在我的梦境里呐喊呢，还是在现实的笼子里呐喊。
　　我跟鸟儿经常长时间地谈话。
　　“爸爸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小儿子鲍利加问。
　　我把他抱起来，面对着鸟：“你想要这样的翅膀吗？”
　　“当然想。”孩子说着，把手伸向笼子。
　　我制止了他，我不容许任何人侵扰鸟。
　　“把它们放了吧。”鲍利加哀求道。
　　“我会放的。”
　　鲍利加又问：“它们的老家在哪里?远吗？”
　　“你晚上睡前到这儿来，我讲给你听。”
　　晚上鲍利加来了，而且在我之先早早就上了床。
　　“你累了吗？”我挨他身旁躺下。
　　“我做了个梦。”孩子答。
　　“你也睡不着。”我笑了起来。
　　“反正我看见了。”
　　“看见了什么？”
　　“大海。”
　　“大海？”
　　“蓝蓝的、波涛滚滚的大海。”
　　透过窗外射来的半明半暗的光，我发现，孩子躺着，双目紧闭，脸上露出一种似乎想捕捉什么东西的专注表情。
　　“为什么你的脸会这样？”我问。
　　“别妨碍我！”鲍利加悄悄说。
　　“妨碍你什么？”我也同样悄悄地问。
　　“捉鱼呗。”
　　我默默地看着儿子。
　　“捉到了。”鲍利加突然把手指捏拢大声叫起来，同时睁开眼往手上看，“咦，它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　　“什么东西？”
　　“鱼呗！”
　　我又笑起来。鲍利加则说：“海洋不见了……可我正想上那儿去的。”
　　孩子的话里的确有某种可信的东西，绝不是幻想。我要求道：“你从头到尾说给我听听。”
　　“我躺着，”鲍利加开始说，“等你好久了，都不见来。我的眼皮开始打架了，起先我尽力坚持着，甚至用手指把眼皮掰开。可后来，我好像觉得听到了声音，我便仔细地听起来，竟忘了睁眼。这时我就看到了大海，很近，我就在它上方飞行。波浪滚滚，一切就像电影里一样，白色的浪峰、水花。噢，我……爸爸，我现在又看到了大海。等等，”鲍利加用手掌蒙住眼睛，“这样会更好一些。大海又来了，仍是那样的……”
　　正像鲍利加说的那样，我眼前也出现了大海。
　　“水花在飞溅！”
　　是水花飞溅。
　　“先前那时候，我看到了一条鱼，便伸手去捉。”鲍利加继续说着。
　　鱼群像一把把闪光的刀子在水里掠过。
　　“瞧，就是它们！”
　　鱼群连续不断地游过。
　　“哦，真多！数都数不清！”鲍利加举起手，扳着指头，“数不清哪，爸爸……”
　　海水在我们两人的眼里翻腾，一条鱼又出现了，鲍利加猛地伸出双手。
　　“没抓到！”他遗憾地说，但马上又叫起来，“轮船！”
　　一艘轮船正劈波斩浪驶来，发亮的船舷上印着白色醒目的大字。
　　“什么字?什么字？”鲍利加小声问。
　　“鄂霍次克。”
　　“你看清了吗？”
　　“看清了。”
　　鲍利加转身面向我，我也睁开了眼。
　　“鄂霍次克，”鲍利加说，“字写得好大哟！”
　　笼子里，被我们惊动的鸟不安起来。
　　尽管鲍利加又用手蒙住眼睛，期待着续梦，但大海再也没有出现。轮船使他感到惊奇，我也如此，但更奇怪的还是，两个没睡着的人怎么会同时做同样的一个梦呢。
　　鲍利加已完全清醒。
　　“为什么，”他问，“我们两个都梦见鄂霍次克号轮船呢?爸爸，你一定还看到船上的水手和船长了。好大的船啊！”孩子又惊叫起来，“它乘风破浪，乘风破浪！有如电影……爸爸，如果这艘船真的存在，那会是什么问题呢?还有水手、船长?这是在哪一个海域，是在我们的海域，还是在外国的海域？”
　　我默不作声，也正为孩子的这一连串问题所困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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