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冬天我到乌斯季曼斯克参加全苏无线电波传播会议。早晨，我从招待所赶去电机厂俱乐部开会。街上雾很大，二十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气温已降到零下５０摄氏度。
　　路上，我看到一个用玻璃和塑料板盖的报亭，亮晶晶的，像童话里的雪中小屋。为了不至于在会上听某些发言时浪费时间，我决定买几份报纸。
　　我叩开了报亭的小窗，里面露出一张姑娘的脸。她见我冻得脸都发了黑，连忙把我让进报亭取暖。报亭里面明亮暖和，既干净又舒服。
　　姑娘告诉我她叫卡佳·卡秋莎。我也介绍说自己叫德米特里·叶戈罗夫，正赶去开会。奇怪得很，卡佳好像对此了如指掌，她甚至说我将在会上挨批，被大家称为空想家。我正疑惑不解时，她塞给我一张报纸，并说报上就是这样写的。
　　我拿过报纸，看到第三版上的大幅标题：全苏无线电波传播会议在乌斯季曼斯克召开。文章写道：“１２月２４日中午１２点，在电机厂俱乐部召开了全苏”我一下子被弄糊涂了，要知道今天是２４日，会议要在一小时后才开幕。
　　卡佳笑嘻嘻地告诉我，她卖的是明天的报纸。我翻过来一看，果真是２５日的《红旗报》。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我心想，要是我不按报上写的去做，不去参加会议呢？卡佳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，她对我说，一切都不可能改变。
　　我和卡佳约好，在报亭关门前再来找她，就急匆匆地往电机厂走去。
　　１２时整，会议准时开始。一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致了开幕词，会议主席随后宣布了各委员会和小组的工作程序。我没在卡佳的报亭里买报纸，大概是当时我太慌张了，所以现在只好耐心去听那些冗长的报告。之后是开分组会。晚上６点，轮到我发言。我尽量讲得很克制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在听。我觉得明天报上不会有那篇批评“空想家”德米特里·叶戈罗夫的文章了。接下来大家的提问也极其一般，我以为自己可以轻松地走下讲台了。可是风云突变，一些人开始提出严厉的批评。不到半小时，我的报告已被批得体无完肤。而恰恰是这个时候，拥进来一大群新闻记者，闪光灯亮个不停。
　　我竭力想改变明天报纸上的那篇报导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。我已经完全相信玻璃售报亭里的姑娘确实是在出售明天的报纸了。
　　开完会我到报亭去找卡佳。卡佳狡黠地微笑着问我会开得怎样。我沮丧地告诉她一切正如报上所说。我好奇地问她报纸是从哪儿送来的。卡佳说是从印刷厂来的。我又问她乌斯季曼斯克人对此不感到奇怪吗。卡佳有些不快，她说对绝大多数乌斯季曼斯克人来说这只是篇普通通的当天的报纸，偶尔才会碰到能识别出这是明天报纸的人。我遇事总爱刨根问底，又问她为什么要卖明天的报纸。卡佳的回答像谜一般，她说送来的各种报纸上的消息不完全相同，她从中挑选一种出售，这报上的消息就会成为真实的事情。我听得目瞪口呆。
　　第二天早晨起床后，我到小吃部去吃了热乎乎的灌肠。我和卡佳约好９点到报亭去。可刚到八点半我就耐不住了，不顾一切地走进了早晨的严寒之中。我一路小跑，来到报亭门口，大声叫着卡佳的名字，却没有听到回答，报亭里只传出一阵揉报纸的沙沙声。我推门进去，卡佳坐在一捆还在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面前，好像正为什么事而难过。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她说１０点钟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要着火，这是她刚从报上读到的消息，她现在得去提醒他们一下。我问最后详细情况怎么样，她支吾着说有个孩子差点给烧死。
　　我们走出报亭，卡佳锁上门，却把钥匙塞在我的口袋里。
　　我们跑步来到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，这是一幢新建的两层楼房。一切都很正常，丝毫没有要着火的迹象。我们走进楼里，孩子们正坐在餐厅里准备吃饭。卡佳在门口向两个正在忙碌的保育员招手示意。其中一个走过来问有什么事。卡佳告诉她１０点钟左右这幢房子要发生火灾，建议她赶快给孩子们穿好衣服，并尽快把他们转移到附近居民家里。我则往消防队挂电话。对方认真地询问我起火时间，是什么东西着了火。我告诉他暂时还没有着火，但１０点钟会着的。对方认为我在开玩笑，非常不满地挂了电话。
　　这时幼儿园主任来了，她以为我们是来检查幼儿园的消防措施的。她把我们拉到墙边，让我们读《火灾时转移孩子的规定》，可是我认为它在这幢楼里根本行不通。我看了一下手表，已经快１０点了。我问灭火器在哪里。主任说原来墙上挂着三个灭火器，但有一次其中一个掉了下来，差点砸伤人，只好把它们挪到库房去了。我着急地大声质问她为什么灭火器不在原处。主任这才有些害怕起来，赶紧叫清洁工去把灭火器提来。卡佳命令保育员赶紧给孩子们穿衣服。她们仍旧不太相信，动作犹犹豫豫的。
　　餐厅里有５０个孩子，楼上还有１２０个。我开始把堆在楼梯口的东西搬走。卡佳又给消防队挂了电话，对方似乎相信了她。厨娘浇灭了炉灶。大家开始切断各个取暖炉的电源。
　　当清洁工提了两只灭火器跑进来的时候，一股浓烟涌进了楼道。冻住了的灭火器起不了多大作用，木板很快烧了起来，幸好大多数孩子已经被转移到附近电影院的休息室里。２０分钟后，消防车来了。
　　为了把最后一批孩子转移出去，卡佳托住坍塌下来的木隔板，让孩子们通过，并命令我到室外的窗台下去接孩子。可她自己却没来得及跑开，着了火的木隔板把她压在了下面我坐在疾驰的救护车里，握着卡佳冰凉的手。
　　手术室外，我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。医生说他们会竭尽全力的，我知道情况一定很严重。我焦急地等待着。一位年轻医生走出来对我说卡佳需要植皮，大约要５０个左右的志愿献皮者。
　　我找到在当地的一个大学同学，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向他说明。他立即带我到会议室，研究小组正在那儿开会。我那位同学进去对组长悄声说了一会儿。组长立即向全体与会者说了这件事，大家都非常感动，踊跃地要求献皮。全组成员分成几批来到医院。
　　下午我被允许进入卡佳的病房。卡佳的脸上缠满了绷带，只露出烧掉了睫毛的两只大眼睛和隐约可见的嘴唇。我想对她说些什么，可话全卡在嗓子眼里，只是强作笑脸，冲她点点头。
　　我从医院出来时，完全处于一种麻木状态，脑子里空荡荡的。我不知不觉来到了卡佳的报亭，突然想起钥匙在我口袋里。我开门进去，一张报纸放在桌上。我立刻在事故栏里读到了一则简讯，上面写道：昨天上午十点，韦尔希宁大街幼儿园由于电路故障而发生火灾。在抢救孩子的过程中，卡佳·斯米尔诺娃牺牲了。
　　不，报上写得不对，卡佳还活着。我猛然看到旁边有张被揉皱了的报纸，隐约想起早晨好像听到过卡佳揉报纸的声音。我急忙把它打开来，这也是一张明天的报纸，也有关于这场火灾的报道，但上面说牺牲的是我德米特里·叶戈罗夫。
　　我的太阳穴咚咚地跳了起来，卡佳今天完全是为了我而选择了牺牲自己。本来应当是我托住塌下来的木隔板，而她却让我到室外去干任何人都能胜任的事。
　　我深信一定还有第三种内容，只是卡佳没来得及找到它。
　　她找到第二种内容的报纸，知道我不会死，她就满足了。我又翻出一份报纸，上面写着德米特里·叶戈罗夫牺牲了。接着好几份也一样。
　　我终于找到了！它才是正确的：许许多多人为卡佳能活下来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我决定出售这份报纸，我要把这则消息告诉每一个来报亭的人，卡佳不会死。
　　天很冷，没有人光顾报亭。我索性拿着报纸到街头去散发。我以为大家会把我当成疯子，但行人都纷纷接过报纸，停下来向我打听卡佳的情况，并真心地祝愿卡佳平安。我告诉他们，是卡佳每天为他们选择好天气，是卡佳为他们除去隐患，是卡佳预先防止了街上的车祸是卡佳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和安宁。
　　大家相信了我的话，现在卡佳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是乌斯季曼斯克的女王了。我知道卡佳不会死，因为这是大家的希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