汤文宾精于国画和素描，寥寥几笔能把人勾勒得栩栩如生，人称“汤一笔”。他在东吴大学挂个闲职，一度是国民政府的座上客。因为这些历史问题，解放后被清除出教师队伍，下放到了虞城公安局看大门。
和汤文宾同一天到虞城公安局报到的还有魏得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刚满十八岁的魏得富追随游击队长朱英出生入死，是有名的少年英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魏得富给时任政府第一副县长的朱英提了几年公文包，只是粗人难揽细活儿，最后组织上把他安排进公安局当局长，也算人尽其才。
魏得富和汤文宾同一天进公安局，一个英年得志，一个中年落魄，感觉上有天上人间之别。
魏得富每天经过门房，汤文宾总是半眯着眼听评弹，两根白皙的手指头还跟着节奏打拍子。一留意，一打听，便知道了汤文宾的来龙去脉。
有一天，汤文宾在院子里扫地，魏得富在他身后恭恭敬敬叫了声：“汤老师，扫地呢？”
“局长见笑了！”汤文宾不紧不慢地答。
“啥时候为我的老领导向你求幅肖像，如何？”
汤文宾这才转过身来：“现在便可”
魏得富双手直摇：“老领导外出了，等他回来，我马上带他来见你！”
“无妨，你只需把他的样子随便说说便可！”汤文宾也不多话，径自从房中搬出画具，坐好，摆开一切就绪的架势。
魏得富说，汤文宾画；汤文宾画，魏得富说。两三笔，人物轮廓即跃然纸上。再一细描，一个身着戎装，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杀敌的游击队长形象便赫然在目。汤文宾问：“像吗？”魏得富良久才答：“像——像极了！”汤文宾再说：“像就拿了去！”
几天后，汤文宾被调到刑侦科，专门负责画犯罪嫌疑人的模拟肖像。
解放初期，虞城治安状况非常糟糕，公安局是办案部门，汤文宾自然也就没半刻清闲。当时办案还没有电脑拼图，刑侦人员全凭目击者的口述在脑子里勾画犯罪嫌疑人的大致轮廓，因此案子的侦破率很低。汤文宾充实进刑侦队后，只要目击者能对嫌疑人的外貌特征说个大概，汤文宾都能据此画出模拟肖像。警方因此顺利破获了几起大案。
汤文宾本是个闲人，但调入刑侦队后就性情大变。先是看不到他眯起眼睛听评弹了，然后有人向他求画也一概拒绝。他的解释很简单：“艺术是假的，罪犯是真的。”
真正让汤文宾名声大振的是一宗积案。那是一起两年前的凶杀案，汤文宾无意间看见了卷宗，根据笔录上一位目击者对罪犯的描述，汤文宾当场画出了模拟肖像。通缉令很快在虞城广为张贴，事也凑巧，其中一张就贴在犯罪分子藏匿的地方。那家伙看见后，当天夜里就上吊了。从此，省市公安局争相抢着要汤文宾协助破案！
文革不久，汤文宾退休回家颐养天年，大概是威名实在太盛，竟是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。倒是魏得富，因为被卷入“反革命分子”朱英一案，本来大好的政治前途付诸东流。文革后期，天天被批斗的魏得富夫妇双双悬梁，遗下一子，年仅十五。
1982年，虞城公安局举办了“汤文宾从业三十周年罪犯模拟肖像画展”，当时虞城市民争相参观，盛况空前。最后一天，主办方还特别安排了一个闭幕式，邀请党政领导参加。当天，汤文宾特意将一幅肖像放大了摆放在展厅的入口。 “文革期间，刑侦队根据我这幅模拟肖像揪出了一位潜伏在我市的‘特大反革命团伙’的‘要犯’，他们说我画得和‘案犯’简直一模一样。这些年，我太热爱自己的工作了，为了追求真实，为了让自己避免虚构，我甚至放弃了自己一直追求的艺术。”汤文宾致答谢词时指着那幅特写肖像，“可等我看见‘案犯’，我才发现原来我画得一点也不像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告诉我说一模一样呢？后来想想，原来在有些人眼里，假象不重要，真相其实也不重要。像不像只是他们的一句话而已！”
汤文宾叫过身边一个年轻人，将那幅画取下来：“当年那位‘反革命分子’如今早就尘归尘、土归土了，可是这些年居然没人告诉我，说我当年其实画得一点也不像！好在我听说党和政府马上就要还他一个清白。请允许我也还原一下他的本来面目吧，这些年他这个假面具戴着实在太沉了。”
说完，汤文宾刷刷刷几下修改，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顿时英姿飒爽地“站”在人们面前。
汤文宾大声对年轻人说：“魏继承，他是谁？”
年轻人同样大声回答：“他是我的爸爸魏得富！”
“记住，孩子，罪犯是真的，英雄也是真的。不管他们戴上了怎样的面具，真相总有一天会把它们撕破！”说完，汤文宾老泪纵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