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部：屏风夹层内藏异宝

　　执笔要记述《神仙》这个故事，踌躇了好一会，为的是不知从哪里开始才好。整件事，牵涉到的事和人，相当复杂，过程也绝不简单。本来，想从公元一九○○年八月十五日写起。但是想了一想，从头写起，很难表达整个故事的曲折。可是，如果从中间开始，又不明来龙去脉，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了从鲁尔的那封信写起。
　　经常有许多陌生人写信给我，世界上有怪异经历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，写信给我的陌生人，有很大部分，告诉我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现代科学不能解释的怪事。
　　关于这一类信，我例必回信，有时，请他们进一步查究，有时，请他们把详细的经过写来给我参考。其间也颇有些有趣的事，有的，已经为文记述。
　　可是鲁尔的来信，却一点也没有趣。
　　信很简单，不妨全文引在下面：
　　“卫斯理先生，我的上代，曾到过中国，带回了两件中国东西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农夫，完全不了解中国，请你告诉我这是甚么，是不是有价值。鲁尔。”
　　附在信中的，是两幅拍得极其拙劣的黑白照片，看起来，那像是古代的玉圭，或者玉符，诸如此类的东西。那个德国人，把我当作收买古董的商人，还是拍卖行的估价人？
　　一看他的回信地址在东德，一个叫伏伯克的小地方，他是东德人，这引起了我的恶作剧心理，一半自然也是由于他写来的信太无趣，所以我顺手回了信。
　　我的回信更简单：
　　“鲁尔先生，等你有机会带著你的中国古物，翻过柏林围墙时，我再告诉你那是甚么。卫斯理。”
　　回信寄出去了，我也早忘了这件事。
　　鲁尔的信来了之后的第七天，或者是第八、九天，记不清楚了，有一个十分惹厌的古董店老板来找我。这个古董店老板姓贾，叫玉珍。男人而有这样一个名字，又姓贾，所以我时时取笑他，谁来向他买古董，那可算是倒了霉。这个贾玉珍，是一个典型的奸商，最善于哄抬古董的价钱，为人庸俗不堪，再精美的古物，在他眼中看来，都只是一叠叠厚薄不同的钞票。
　　这样的一个人，本来我是不会和他来往的。可是他却有一样大好处：为人十分随和，随便你怎样当面开罪他，甚至骂他，总是笑嘻嘻地，不会生气，弄得你再讨厌他，也不好意思再将他怎么样。
　　当然，单是有这个好处，我还是不会和他来往，贾玉珍有一项举世知名的本领，那就是他对古董——中国古董的鉴赏能力极其高超。
　　据他自己说，他的这种本领，是从小接触古董多，再加上天才而形成。他九岁那年，就进入中国北方六大当铺之一的丰来当铺做学徒。中国北方大当铺，有专门处理古董的，那是朝奉之中，地位最高的一种。贾玉珍由于聪明伶俐，一进当铺做学徒，丰来当铺的大朝奉就很喜欢他，他就在大朝奉的身边，跟了五年。
　　贾玉珍常说，那五年，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古董的知识之多，任何大学的研究所中，花十年的时间也比不上。
　　那也是他的运气好，丰来当铺大朝奉，本来就是中国古董的鉴赏名家，在北京城里，数一数二，经常和古董鉴赏家有来往，贾玉珍就跟在旁边听他们发表议论。
　　光是听还不够，还得有实际的古物过目过手，那时，正是清政府被推翻、民国成立之初的动乱时期，本来收藏在皇宫内府、亲贵大臣家中珍贵的古物，大量流入民间，当铺就成为这些古物转换的中间站。虽然地位低微为学徒，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古董的机会之多，多过世界上任何一地的博物馆馆长。
　　五年之后，贾玉珍还只有十四岁，但是眼光已经出类拔萃，成了丰来当铺的三朝奉，他当三朝奉，是因为他年纪实在太小，穿起长衫来，全然不像样子，以他的见识而论，就算不能当大朝奉，当三朝奉也绰绰有馀了。
　　“朝奉”是当铺中地位十分高的一种职位，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低。他当了两年三朝奉，积累的古物知识更加丰富，恰好他的恩师，那位大朝奉去世，在临死之前，向东家（当铺老板）竭力推荐，由贾玉珍来继任大朝奉。可是当铺老板觉得他年纪实在太轻，所以口头上答应了，结果并没有遵守诺言。
　　这时的贾玉珍，已经不是才进当铺当学徒的贾玉珍了，一怒之下，就辞掉了当铺的职务。
　　当铺老板不会用人，另外有会用人的，一家规模宏大的古董店，当铺设在天津的租界内，立时重金礼聘，请他去当掌柜。
　　那时，北京的一些世家，虽然穷得要靠卖祖传的古董过日子，但是在北京公然出售，面子上总有点下不来，所以大都把古董带到天津去出售。所以，天津的古董买卖，在北京之上，而且全是精品。
　　一当上了著名古董铺的掌柜，贾玉珍的社会身分又不同，出入豪门世家，现任的督军部长、过去的尚书亲王，都十分器重他在古物方面的知识。
　　最难得的是，贾玉珍对于古物的知识是多方面的，从最难辨真伪的字画起，一直到瓷器、玉器、铜器，门门皆通，门门皆精。
　　他一方面做买卖，一方面自己也拣好的机会，收藏一些古物，等到他二十岁那一年，他就自己开古董店了，店名是“玉珍斋”。
　　“玉珍斋”很快就打向了字号，“玉珍斋”成为识货的代名词。
　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中国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古董的转手机会最多。自从“玉珍斋”开设到现在，已经四十多年，总铺也早已从北京，搬到了伦敦。在世界各大城市之中，都有他的分店，经营著中国古董的业务。
　　我和他认识，是一个朋友的亲戚（复杂得很），有四扇小屏风要出让，那是四扇放在桌上作为装饰用的小屏风，用杂色玉镶嵌，看来没有甚么大不了。可是屏风的持有人，却坚称他祖父临死之际，曾说这屏风价值连城，非同小可。
　　所以，我那个朋友，先把那屏风拿到我这里来，我自认对中国古董，也有一定认识，可是看那四幅屏风，却看不出甚么好处。屏风的正面，是麻姑献寿图，背面是一篇祝寿词，连上下款都没有，虽然是很好的楠木屏架，但也不是十分罕见。
　　当时，恰好报上登著广告：“本斋主人贾玉珍，周游世界，现在本市，欲求珍罕古玩，请来本店面洽，玉珍斋启。”
　　我以前也约略听过贾玉珍这个人，当时就建议：“拿去给那位玉珍斋主人看看吧。“
　　我那朋友还胆小：“这不好吧，要是值不了多少，那多尴尬。”
　　我道：“那有甚么关系，他一露不屑之色，我们掉头就走，下次再遇到他，不知是哪年哪月了，有甚么好尴尬的？”
　　我那朋友是一位科学家，学的是天文，不善交际，属于书呆子一类，要他去和古董商打交道，当然不行，所以我自告奋勇，打电话到“玉珍斋”去，约时间要见贾玉珍。
　　那次的那个电话，打得我一肚子是火，可是又无法发作，真是窝囊之极。听电话的那位小姐，声音十分好听，可是语音冰冷：“要见贾先生吗？把东西带来，你的号码是两百三十七号，接见你的时间是下午五时二十六分。贾先生每次见客人，只限两分钟，所以你绝对不能迟到。”
　　我还想问清楚一点，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上了。
　　我只好对我的朋友发牢骚：“你看，全是为了你，要受这样市侩的气。”
　　我的朋友苦笑：“我也是受人所托，没有法子啊。”
　　既然对方说得那么严重，我们倒真的不敢迟到，中午时分，就和那朋友见面，带著那扇屏风，我心想，不必一定要到玉珍斋去受气，旁的古董店，或者也可以出得好价钱，所以先走了几家，我那朋友每次都躲在店门外，不敢进去。
　　这种带著东西，上门兜售的滋味，不是很好受，尤其取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很稀罕，古董店老板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，更不好过。
　　跑了几家之后，我道：“算了，看来这东西，根本不值钱。”
　　那朋友苦笑：“到了玉珍斋，要是再碰钉子，我也算是尽了力。唉，他们家里，要不是太穷，也不会出售家传之宝。”
　　我连捱了五六处白眼，亏他还说那是“家传之宝”，我实在有点啼笑皆非：“到了玉珍斋，你可不准再躲在门外，要一起进去。”
　　朋友面有难色，我态度坚决，他只好苦笑著答应。
　　到玉珍斋时，是四点半，和约定的时间还早，由于天气很热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所以就先进去。玉珍斋的店堂小得出乎意料之外，绕过店堂，后面的地方却极大。一个大天井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盆景，一眼看去，盆盆都是精品，有几盆九曲十弯的九里香，见所未见，还有两株作悬崖式的黑松，更是矫若游龙，其中最妙的一盆，是完全照黄山的那株著名的“迎客松”栽种的，具体而微，简直一模一样。
　　这个天井中的盆栽，如果要每一盆仔细来看，一天也看不完。那朋友对盆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他说那些全是“因为营养不良而不能充分成长的小树”，所以只是稍为看了一下，就穿过了天井，进入了一个相当大的客堂。
　　那是一个中国式的客堂，家是明式的红木椅、几。客堂中坐著的人还真不少，有职员在负责管理，我们进去，拣了位置坐下，告诉了我们的登记号码，和约定的时间。
　　我也算是见过不少大人物，心中在想，贾玉珍不过是一个古董商，有甚么了不起，偏偏要摆出这样的排场来。可是看看在客堂中等著的那些人，人人都抱著充满希望的神色，希望自己所带来的东西，是稀世奇珍，希望经过贾玉珍的品评，就可以有一大笔金钱的收入，也难怪贾玉珍可以摆这样的排场。
　　职员先请我们喝茶，然后礼貌地要我们把带来的东西，先让他过目一下，他用即拍即有的相机，拍了两张照，然后道：“请等一下，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叫你们的号码，你们就可以进去见贾先生。”
　　我向朋友道：“看这样子，我觉得自己是来领救济金的。”
　　朋友只是苦笑，不断向我行礼。反正我也没有事，就观察在客堂里的那些人。
　　客堂的左首，有一道门，通向贾玉珍的会客室，职员一叫号码，立时就有人站起来，急急向那道门走进去。
　　而时间算得真准，每一个人进去，至多两分钟就又走了出来，进去的时候，人人充满希望；出来的时候，个个无精打采。
　　在超过大半小时的观察之中，只有一对老年夫妇，出来的时候，满面笑容，笑得合不拢嘴来，手里还拿著一张支票，不住地看著，老先生道：“真想不到，一苹碟子可以值那么多钱。”老太太道：“真是，要再找几苹出来，那有多好。”
　　我眼光看到他们手中支票的面额，确实是不小的一笔数目，我顺口道：“两位卖了甚么碟子？”
　　老先生老太太不约而同，瞪了我一眼，鼻子里哼地一声，生怕我沾了他们的光，根本不睬我。我无缘无故，碰了一个钉子，真是哭笑不得。
　　不过，我倒是很快就知道他们出售的是甚么碟子，那是一苹青花瓷碟，这苹瓷碟，后来在苏富比拍卖行，以十倍以上的价钱卖出。当时，我见到贾玉珍正以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情，在把玩著那苹瓷碟。那是又见到了七八个人失望地出来，叫到了我们的号码，我和朋友一起走进会客间之后的事。
　　会客间也是旧式的布置，他坐在一张相当大的桌子后面，把玩著那苹碟子，我们进去，他连头都不抬起来。
　　他看来约莫六十出头年纪，头顶光秃，秃得发亮，穿著一件白绸长衫，我注意到那扇屏风的相片，已放在他的桌上了。
　　他仍然自顾自把玩那苹碟子，用很冷漠的声音道：“你们带来了一扇屏风是不是？我看过照片了，给二十美元，留下屏风吧。”
　　他说著，仍然不抬头，放下碟子，移过桌上的一本支票簿来，就自顾自去签支票。
　　他那种傲慢的态度，真叫人生气，要是我年轻十岁，一定伸手，在他的光头上重重地凿上两下，才肯离去。他十分快开好了支票，推了过来。
　　我那朋友皱著眉，二十美金，已经是这两天所听到最好的价钱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就此要拿了支票就算数了。可是在这时候，我心中陡地一动，向他使了一个眼色，拉著他站了起来：“对不起，你在开玩笑，我们不必浪费时间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兴趣，可以来找我，我见客人的时间，倒不限定是两分钟。”
　　我说著，放下了名片，拉著那朋友，掉头就走。我看到在我转身的时候，贾玉珍愕然地抬起头来，我知道自己的估计不错。
　　离开了玉珍斋，那朋友埋怨我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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